法官敲下法槌：“被告人，请做最后陈述。”

他向后靠进椅背。这个姿势他练过——在脑子里练了无数遍。他以为这一天来的时候，他会激动，会愤怒，会像电影里那样拍着桌子大喊“他活该”。但什么都没有。他只是觉得很累。一种从七岁开始积累的、攒了二十三年的、渗进骨头缝里的累。

“没错，是我杀了他。”声音平静得好像在念一份外卖单。事实上，这句话确实在他心里说过很多年——只是以前，主语是“他”，宾语是“那个人”。

“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。”他继续说，语速不急不慢，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旧事。“最后一次，他打折了她的肋骨。断骨刺进肺里，救护车来得太晚。”

检察官站起来：“这不能成为你杀人——”

他看着检察官，又看看法官。然后抬起左手，随意搭在扶手上，手背向上，五指自然垂着。那姿态不像在受审，倒像是在审视。像一个终于坐到裁判席上的人，低头看着场上还在奔跑的选手。

“我用了榔头。”他说，“三下。”

他竖起一根手指。“第一下，因为他打我母亲。”

第二根手指。“第二下，因为他毁了我妹妹。”

第三根手指竖起来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手指悬在半空，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，随时会断。

“第三下……”他的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算笑，只是肌肉的一个习惯，“因为我想知道，一个打了别人十五年的人，自己挨打的时候，会不会叫。”

法庭里有人吸了一口气。他没有理会。

“他会叫。”他说，像在确认一个实验结果，“和所有人一样。”

他的手指落下来，重新搭在扶手上。

“你们听完还要我忏悔吗？”他忽然笑了，很短，笑声在法庭里回荡了一下，然后被墙壁吃掉。笑容收走的时候，他的脸冷了下来，声音忽然大了——“我后悔的只有一件事。我应该更早动手。在他第一次举起手打我母亲的时候。”

法庭死寂。

法官沉默了很久。很久。久到法庭角落里有人换了坐姿，椅子发出一声轻响。最终法官开口了，声音平稳，没有任何波澜：

“感谢你的陈述。但不好意思，今天审理的案件，是你家暴你的妻子。”